阿和
你想听我的故事吗？
这个故事不关于我，只关于阿和。
做试卷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的选择题，阿和就选择那个看上去最简单的答案。她自己也跟她的解题方式一样单纯和直接，带着横冲直撞的装出来的笃定，与一切擦肩而过。我过去常常觉得阿和是一列全速前进的火车，她身上那些霓虹灯拉出流利漂亮的线条，最终将在一场盛大的撞车事故中被点燃。
那是入夏的一个台风天，操场空荡荡的，天阴得一塌糊涂。阿和走到校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也像刚下过雨，在我身上留下湿热的痕迹。风很大很嘈杂，树摇晃着，时间也摇晃着，生平第一次，阿和却成为静止。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不必说，我知道那眼神的意思。于是我走了过去。这个时候我的故事可以有许多种发展，但我还是选择了最最庸俗的那一种。
我的故事就是阿和的故事，然而阿和的故事却不是我的故事。
阿和向我借钱，要在夏季彻底占领这个城市之前赶上春天。我说：你疯了吧，这绝不可能。
八岁时阿和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在北半球，夏季的推进速度是每天五十里，形成一道地理意义上的风墙。这无色无形的包围圈所到之处，桃李杏树花落成河，油菜一茬接一茬地倒下，春天溃不成军。想象中的惨烈场景带给阿和幼小心灵的阴影如此之大，以至于十年之后她仍对此类屁话深信不疑。十八岁的阿和从胃里生出一种必须留在春天的迫切，她有预感，自己要么活在春天，要么死。
我走了过去，阿和没动，抬起脸来看着我。有句话说，阴阳怕懵懂，那个瞬间阿和就是懵懂，她的所思所想都从眼睛里泄露出来，混沌的、清澈的——我知道我必须帮她，非这样不可。
第二天在教学楼底下的小楼梯间，我把自己攒了两年的零花钱用报纸裹着递给阿和，没想到她不但没接，反而抓住了我的手。“你不懂，”她说，“我也不想这样，可没别的办法，我非走不可。”她说得对，我知道春天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构成它的所有要素，却仍旧搞不懂阿和为什么愿意用她和我所有的积蓄换取它多停留两个月。
阿和有一张过于温和的脸，眉目寻常到模糊，她唯一能表现出的锋利是塑料尺边缘的那种锋利。我不怪她，真的。阿和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任何一个故事的主角，她只是有点偏执。我想人们在面对某些特定对象时都没有还手之力，就像我不能不帮她，就像她不能不去春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怪她。
上课铃响了，接着暴雨倾盆而下。天上地下都是水，外面白花花一片，水汽从门口往里扑，我把报纸包塞进她口袋里，一时间我们都没说话，因为雨声大得一塌糊涂，也因为阿和是那种越感动越说不出话的姑娘。我同她挥了挥手，转身向教室跑去。后来，那一整天，印刷油墨的味道缠在我指尖，久久不散。
此时是五月下旬，立夏后的第十五天，考试前的第十五天，阿和北上的火车即将要出发，春天离我们的城市三百七十五公里。
第二天傍晚，我送阿和去城郊的火车站。
天气终于放晴，夕阳的光温柔地陷在一片橙红色中，天边云蒸霞蔚。我抬头看看，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是个好兆头。”阿和笑了，她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出红铜一样的色泽。
因为是工作日，进站口人不多，等她过了安检往里走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们甚至忘了告别。
那是我一生里最后一次见到阿和，她背着一个书包，两只手揣在上衣口袋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看上去那么义无反顾。她离开一个地方的原因与任何人都不同，我看到天光透过火车站候车大厅的玻璃顶泼在她身上 ，像神的启示。
阿和留下的课桌堆满了空白试卷，接着被清空，最后被搬走，最后一排的同学搬过去补上了那个空位，日子冲刷之后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很快，考试，毕业，我也离开了我们共同的那个城市。十八岁的暑假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热得要命，我走在街道上白得令人晕眩的阳光里，每次想到阿和，全身的毛孔都在流泪。
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时不时会想起阿和，像想起一本只记得开头却不记得结局的书。我会想她在每一个当时过得好吗，在哪里生活又在哪里奔波，当初她是真的想要追上春天吗，又或者她只是不想面对现实所以携款潜逃了？我在心里问了阿和千百个问题，却从没有找过她或试图找过她，因为我不知道故事的哪个发展会令我更难过：她追上了那个灿烂的春天并活在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另一种生活里；她没去追赶任何未知而是像我一样停在某个城市里任时间在自己身上来来回回地流淌。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的故事就是阿和的故事，阿和的故事却不是我的故事。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无法得知了。她最后果真还是路过了我，我太懦弱而无法陪她去那个终点，她又太懦弱而不愿为任何东西留下来。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宁愿相信阿和追赶上了那个春季，并搭着车一路向前去往南半球，周而复始，永远活在春天。我会想象她坐在印第安人的马车上过草原，暮色四合，风温和凉爽，遍地都是即将睡着的小花。至少如果是这样，我们中有一个人会是快乐的。
每念及此，在很少的几个瞬间，我也会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活着一个完整而馥郁的春天。
完
